近视创始人(近视眼手术发明人)

1. 近视眼手术发明人

一种能预防和治疗青少年近视的小孔眼镜由山东省青州市卫生防疫站孙树成研制成功。并通过专家鉴定,获得专利证书

2. 近视手术谁发明的

1917年：爱因斯坦提出“受激发射”理论，一个光子使得受激原子发出一个相同的光子。

　　1953年：美国物理学家Charles Townes用微波实现了激光器的前身：微波受激发射放大（英文首字母缩写maser）。

　　1957年：Townes的博士生Gordon Gould创造了“laser”这个单词，从理论上指出可以用光激发原子，产生一束相干光束，之后人们为其申请了专利，相关法律纠纷维持了近30年。

　　1960年：美国加州Hughes 实验室的Theodore Maiman实现了第一束激光。

　　1961年：激光首次在外科手术中用于杀灭视网膜肿瘤。

　　1962年：发明半导体二极管激光器，这是今天小型商用激光器的支柱。

　　1969年：激光用于遥感勘测，激光被射向阿波罗11号放在月球表面的反射器，测得的地月距离误差在几米范围内。

　　1971年：激光进入艺术世界，用于舞台光影效果，以及激光全息摄像。英国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Dennis Gabor凭借对全息摄像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1974年：第一个超市条形码扫描器出现。

　　1975年：IBM投放第一台商用激光打印机。

　　1978年：飞利浦制造出第一台激光盘（LD）播放机，不过价格很高。

　　1982年：第一台紧凑碟片（CD）播放机出现，第一部CD盘是美国歌手Billy Joel在1978年的专辑52nd Street。

　　1983年：里根总统发表了“星球大战”的演讲，描绘了基于太空的激光武器。

　　1988年：北美和欧洲间架设了第一根光纤，用光脉冲来传输数据。

　　1990年：激光用于制造业，包括集成电路和汽车制造。

　　1991年：第一次用激光治疗近视，海湾战争中第一次用激光制导导弹。

　　1996年：东芝推出数字多用途光盘（DVD）播放器。

　　2008年：法国神经外科学家使用广导纤维激光和微创手术技术治疗了脑瘤。

　　2010年：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NNSA）表示，通过使用192束激光来束缚核聚变的反应原料、氢的同位素氘（质量数2）和氚（质量数3），解决了核聚变的一个关键困难。

　　2011年3月，研究人员研制的一种牵引波激光器能够移动物体，未来有望能移动太空飞船。

　　2013年1月，科学家已经成功研制出可用于医学检测的牵引光束。

　　2014年6月5日美国航天局利用激光束把一段时长37秒、名为“你好，世界！”的高清视频，只用了3.5秒就成功传回，相当于传输速率达到每秒50兆，而传统技术下载需要至少10分钟。

3. 近视手术发明者不再手术

缪天荣教授1913年12月出生于瑞安,只是对数视力表的发明人，国家标准《标准对数视力表》的起草人。

1834年,荷兰眼科医师 (Dutch ophthalmologist) 赫尔曼·史乃伦 (Herman Snellen) 发明了我们现今相当熟悉之视力测试图 (visual acuity eye chart)，该图又常称为史乃伦氏视力表 (Snellen’s chart)。

4. 近视手术发明者

1、1983年，世界上第一台移动电话摩托罗拉DynaTAC问世，这款机器重达2磅，开发周期超过了10年。此后，手机的"瘦身"越来越迅速，1996年秋出现了体积为100立方厘米，重量为100克的手机。此后又进一步小型化，轻型化。

2、1831年英国的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麦克斯韦进一步用数学公式阐述了法拉第等人的研究成果，并把电磁感应理论推广到了空间。

3、1973年，一名男子站在纽约的街头，掏出一个约有两块砖头大的无线电话，并开始通话。这个人就是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库帕。当时他还是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移动电话。

4、第一代手机（1G）是指模拟的移动电话，也就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美国等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大哥大。最先研制出大哥大的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 Cooper博士。

5、第二代手机（2G）也是最常见的手机。通常这些手机使用PHS，GSM或者CDMA这些十分成熟的标准，具有稳定的通话质量和合适的待机时间。

5. 近视眼手术发明人有哪些

13世纪中期，英国学者培根看到许多人因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就想发明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提高视力。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试验，但都没有成功。

一天雨后，培根来到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不少雨珠，他发现透过雨珠看树叶，叶脉放大了不少，连树叶上细细的毛都能看得见。

他看到这个现象，高兴极了。 培根立即跑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颗玻璃球。但透过玻璃球，看书上的文字，还是模糊不清。他又找来一块金刚石与锤子，将玻璃割出一块，拿着这块玻璃片靠近书一看，文字果然放大了。试验成功了，培根欣喜若狂。

后来他又找来一块木片，挖出一个圆洞，将玻璃球片装上去，再安上一根柄，便于手拿，这样人们阅读写字就方便多了。 这种镜片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了现在人们戴的眼镜。光矫正视力的就有青少年用的近视镜与老年人戴的老花镜，还有其他各种用途的眼镜，人们学习、工作就更方便了。

美国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最早发明了近视眼镜

美国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身患近视和远视，1784年发明了远近视两用眼镜；

1825年，英国天文学家乔治艾利发明了能矫正散光的眼镜。

有人认为，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眼镜，我国在明朝中期就出现了眼镜。明万历田艺蘅在《留青日札》卷二《叆叇》条云：“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信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这时的叆叇即最初的叫法

6. 近视眼手术发明者不再做

德国蔡司公司全飞秒激光设备。

所谓飞秒，就是毫微微秒，1飞秒=1秒的一千万分之一，你能想象这有多快吗？所以全飞秒手术仅需23秒即可完成一只眼睛的矫正，全程无刀。不得不提的是，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因为驾驭了光，共同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中穆鲁和斯特里克兰发明了一种叫作“啁啾脉冲放大”的技术，它能让更多的光被压缩在一个极小空间内，从而大幅提高脉冲的强度，超强的激光束能够精准地在不同材料上实现切割和钻孔，飞秒激光便来源于此。

7. 近视手术的创始人

2021年5月22日13点02分，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吴孟超院士从医78载，直至96岁还依然每周出门诊、做手术。他的一生，完成1万6千余台手术，创下多项我国和世界肝脏外科“第一”。吴孟超院士专业上精益求精，面对科学问题实事求是，对待病人全心全意服务，而令他踏上外科医学之路的则是深深的爱国情怀，也成为他一生的信仰。

2012年，吴孟超被评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上这样写道：“60年前，吴孟超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我叫吴孟超，今年91岁，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也是个“90”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肝脏外科与肝癌斗争。

我的经历很简单，先是在马来西亚的光华学校念小学和初中，回国后考入同济大学附中和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工作在第二军医大学。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做学问要扎实，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而我的目标和理想是：早一天摘掉戴在中国人头上的“肝癌大国”的帽子，让我们的人民健健康康地生活！

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

一 要热爱祖国和人民

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的一个小山村，由于营养不良，3岁时才会走路，5岁时跟着母亲去马来西亚投奔在那里割橡胶打工的父亲。9岁起，上午跟着父亲割橡胶，下午去学校读书。割胶既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又练就了我灵活的双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读初中。那时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心里特别希望咱们的国家强大。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全班同学将募捐来的钱，通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寄给了八路军，后来竟然收到八路军总部寄给我们的感谢信，让我很受震动。后来，我向父母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日队伍。就这样，1940年春天，我和其他6个同学一起相约回国。

回国途中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当我们在越南西贡登岸时，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就跟那个验关的人说，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签字，但那个可恶的法国人对我吼道：你们是黄种人，东亚病夫，不能签字！直到现在，那次经历都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耻辱。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我们再也不要受外国人的歧视和欺负。

经过30天的辛苦旅途，到达了云南昆明。我们发现，形势根本不允许去延安。参战抗日的想法无法实现了。我和同学们合计着，继续念书吧。就这样，我考入了因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济大学附中。后来，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走上了医学道路。

1956年，我听一个老一辈的医生讲，日本的一个医学访问团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30年的时间！听了这话，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并下定决心要证明我们能站在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要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为我国的医学争光！

于是，1958年，我们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制作出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创立了肝脏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1960年，我主刀完成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1963年，我成功完成国内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1975年，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1984年，我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肝母细胞瘤，创下了这类手术患者年龄最小的世界纪录；1979年，我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28届世界外科大会，报告了181例肝癌手术切除的体会，引起强烈反响，确立了我们在世界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21世纪以来，我们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应用，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肝癌的疗效。

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正常上下班，一周一次门诊，五六台手术，医院管理上的很多事也要管，平常还飞来飞去出差开会。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国家和军队培养起来的科学家，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只有倾尽毕生之力，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我深深爱着的国家和军队！

病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把病人当亲人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并用最有效的方法给他们最好的治疗。这是我从医60多年始终恪守的医道。

2004年，湖北女孩甜甜被诊断出中肝叶长了个足球般大小的肿瘤。其他医院的医生说，这个肿瘤无法切除，只能做肝移植，需要人民币30万元。甜甜母亲下岗多年，父亲是一名普通职工，30万元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一家人只能以泪洗面。后来，在别人指点下，甜甜和父母带着一丝希望来到我院。在召集全院专家多次会诊后，我和同事们用了8个小时，成功为她切除了8斤重的肿瘤。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找我治病，他的肚子看上去比怀胎十月的妇女还要大。经检查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直径达68厘米！当手术打开腹部时，肿瘤之大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毛骨悚然。12个小时之后，当我把那个巨大瘤体完全切除时，已经没有力气把它抱出来了。经过称量，重量竟达36斤！

今年11月15号，我还做了一台手术：一个新疆的13岁女孩，肚子鼓得像充满气的皮球一样，在很多地方看过，大家都觉得风险很大，不敢给她手术。我给她做完B超后也知道手术风险很大。但是，如果不给她开刀，那么大的瘤子发展下去肯定会要她的命。手术那天，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多，用了将近6个小时，把瘤子切了下来，称了称正好10斤2两！说实话，手术下来后很累，但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的生命！

二 科学既要会创新又要讲诚信

1958年，我们“三人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从基础做起，首先是了解肝脏结构，其次是解决手术时出血的问题。

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不同于其他脏器，其他脏器一般都只有2种管道，而它有4种管道，所以血管非常丰富，手术容易出血。如果能够把肝脏血管定型，在不同的4种管道里灌注进不同的颜色，血管走向就一目了然了。为了做成血管定型标本，我们在用作养狗的“狗棚实验室”一干就是4个多月，接连试用了20多种材料，做了几百次试验，无一成功。有一天，广播里传来了荣国团在25届乒乓球赛上夺得冠军的消息。我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种塑料，能不能用它作灌注材料呢？于是，我们就赶紧去买来乒乓球剪碎，放入硝酸里浸泡，这一次，居然获得了成功！此后，我和同事一鼓作气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找到了进入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我发明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既控制了术中出血，又让病人少受罪，还使手术的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这个方法到现在都在用。

1963年，我们准备进军中肝叶。中肝叶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做中肝叶手术除了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手术之前，我在动物房对30多条实验犬进行实验观察，直到确认已经达到保险系数，才决定在患者身上手术。于是，我完成了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也正是这台手术，让我们迈进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

创新需要有敢于怀疑、勇闯禁区的精神和胆识，更离不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诚信的学风。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那是脚踏实地的探索，那是日复一日的积累！

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将诚信作为立身处事的必备品质，早已成为齐家之道、治国之本。诚信既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更是一种道德的标示，对于社会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也逐渐渗透到学术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剽窃造假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不仅引起全社会的反感，也引发了国外权威杂志对我国学术界的质疑，其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学术不端行为既影响创新能力的提升，还败坏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浪费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资源，结果是学术造假和追名逐利风气扩散、蔓延，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创新能力下降。这应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重视，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严谨诚信做事。

我在这方面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在审阅论文时，我对他们的数据和病例都会进行核实，有时甚至连语言的表述方式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有关于论文署名问题，我没有参与的文章一概不署名，没有劳动就不能享受人家的劳动成果，那种不劳而获的事我不干。有时候他们会说挂上我的名字好发表，我说那更不行，发表论文不是看面子的事，要靠真才实学，你文章写得好写得实人家自然会为你发表，打着我的旗号那是害人害己。还有，我最讨厌那种写文章时东抄西抄的人，说好听点是抄，难听点就是偷！我们医院就曾经有个年轻医生，发表的论文是抄袭别人的，我们在发现后，坚决把他除了名。

我还想跟同学们谈一谈恒心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与肝癌作斗争。从1958年干到现在54年，但我还没有把肝脏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干下去。其实，其中的失败、挫折和磨难，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完的。我也苦恼过、犹豫过、徬徨过，但我没有退缩，坚持了下来。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一生也都只干了一件事，而干好、干成一件事，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做事做学问时也有一些恒心，要吃得了苦、受得了罪、耐得了寂寞，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三 要下工夫培养年轻人

我进入肝胆外科已经50多年了，做了1万多台大大小小的手术，可以说所有的肝脏手术都做了。但是，我常想：一台手术只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肝癌大国来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96年，我用自己的积蓄、稿费和奖金，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共5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2006年，我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500万和总后奖励的100万全部用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上。有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留一点？我说，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国家补贴、医院补助，足可以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了。可能这就是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常教诲我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王红阳院士是我学生中的优秀代表。1987年秋天，在中德医学会学术年会上，我发现她头脑冷静、勤奋好学，不久，我推荐她赴德国留学。期间，我们不仅保持着联系，每次到欧洲访问，我都会抽时间去看她，了解她的科研情况。我对她说：“你要回来，医院给你一层楼面，为你建最好的实验室。”1997年，王红阳学成归国，面对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的竞相邀请，她毅然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落户我院。她在肝癌等疾病的信号转导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重大奖项，发表有影响的论文6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分子研究所所长郭亚军教授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回国后，我很希望他能帮助我研究肝癌的防治，但得知学校要成立分子研究所时，我果断地向学校推荐了他。现在郭教授也已经是知名的青年科学家。

我对学生要求很严，规定他们必须有过硬的基本功，做到“三会”，也就是：会做，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讲，博览群书，能够阐述理论；会写，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查房时，我经常逐字逐句查看病历和“医嘱记录单”，对出现错误的既严肃批评，又指导帮助。我们当医生的，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一点也马虎不得。这么多年来，我培养了上百名学生，不少人成名成家了，或者是一个单位的骨干力量，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

这些年，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些荣誉，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岁月不饶人，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我牵头的新医院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在建设当中，明年就可投入使用，到时候我们的平台就更大了，能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作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用一生为理想去奋斗！